【寫給編輯人的信39】
自製＝華文創意出版的明天？／出版自救之路（4）
「最大的利益，往往是屬於開創者的。」
──張忠謀（台積電董事長）
親愛的朋友﹕
去年（2007）八月下旬某日，我起了大早，帶著台中名產「太陽餅」匆匆趕到臺北，跟來自成都出版界的王益與吳鴻見面，碰巧吳鴻和劉景琳（北京新華立品總經理）與台灣出版同業相約於重慶南路「東方出版社」會晤，我權充嚮導，帶著他們乘坐捷運，一路遊逛。
因時間尚早，特地引領他倆彎到正好在附近的「大雁文化事業公司」編輯本部拜訪。
去「大雁」，不僅僅因為老闆蘇拾平是多年未見的老同事，他又是當今台灣出版界的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他邀集了我非常欽佩的兩位編輯人王思迅與周本驥加盟於大雁旗下。他倆追隨蘇先生離開「城邦出版集團」，分別創建了「如果」和「橡實」兩家新出版社（雖然我和他們對編輯工作或有不同的詮釋，但基本理念仍有一脈相繫之處），他們的獨特性（製作觀念），我認為很值得讓大陸同行多瞭解他們一些。
我介紹他們時，用的詞語是﹕
「你們見到的是代表臺灣出版的新力量。」
我為什麼這麽說？
因為除了獨特的選書視角之外，他們還旁及「自製」。
「自製」一詞，在此並無「排他性」含義，但對出版界而言，「自製」關係到最終的特色創製與國家文創產業的競爭優勢。
以台灣出版界為例，它是由許許多多不同內涵、風格、專長的大大小小出版社構成的「內容產業」集合體，彼此各擅勝場，互領風騷，長短相濟，競合依存。有偏重於本土創製的，有長於引進國外作品的，有兼容並蓄的……，因此，書市得以百花齊放，絢爛奪目。
在這片大好形勢中（壹），「自製」（編輯主導﹔本土創製）與「非自製」（國外引進；他製）是難以切割分述，猶如人的雙腿：用單腳跳，能跳多遠？學會了雙腳走，才能追、趕、跑、跳、蹦，對不？
我們若冷靜檢視市場，即可發現「非自製」的翻譯書種，其市佔率即使不是最大也常是書市寵兒。出版社為了快速厚植實力，最便捷的方法，便是從國外橫向移植暢銷書和大師作品，當前美、英、法、德、日、韓……等國各類讀物大舉入據書市，不是毫無緣由的。
但若再往內深思，在「非自製」領域裡，雖然選擇極多，可是你的第一選擇，往往也是別人的第一選擇；你不惜成本，別人也一樣（甚至比你更敢、更狠）。互競的結果，必然走上競價比賽的不歸路，「授權金」水漲船高，墊高了成本，徒增經營壓力。
另一方面，危機常發生在橫向移植成為慣性依賴時（可怕啊！），一旦搶輸別人或搶到的作品褪了流行，一時又找不到替代品時，迅即失去競爭力與市場，這便是跟隨者的宿命。
更要緊的是長期「買」版權卻沒能力「賣」版權，文化資產的失衡狀態該不該省思？有些學科我們是落後國，但難道真找不到能形成自己優勢的著力點？那日本和韓國是怎麽做到的？他們文化產業的輸出產值，這些年可是快速成長，我們呢？
不論是「自製」或「非自製」，我們稍不留意，就會一窩蜂搶進熱騰騰的競爭圈，跌落紅海。在開發中國家，「自製」與「非自製」都是出版的策略與手段，但激烈的生存競爭迫使我們嚴肅思考﹕什麼才是我們的終極利益？
引進來──找對書，獲益可觀，但命脈卻繫於外在，分食的是國內消費者的錢。請想想，一套英國出版的《哈利波特》，它在華文市場的收益是個天文數字，出版者必須與授權者分享利益。
走出去──將舞臺搬到全世界，可使利潤極大化。台灣出版曾出現過「蔡志忠旋風」，他的作品近30種，翻譯成19種語文，行銷31國，全球總銷量高達3,000萬本＊註1，作者版稅收入令人咋舌；幾米的繪本也敲開世界書市之門，橫跨電影與動漫，締造出讓人羨慕的佳績。最近，姜戎的《狼圖騰》英譯本在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同步發行，電影版權也早由國外電影公司購得。這種成就，只有「自製產品」才能拓展最大邊際效應，這也是編輯人的大夢。所以，寫這封信的目的在重新檢視一些基本認知，我承認自己的看法難免偏頗，只希望經由經驗反芻與省思，請讀友自行決定今後的發展方向。
在實作領域裡，「自製」是個含混、有待釐清的概念。立足點不同，切入角度殊異，答案就大不同。有了這層理解，即可試著解答：
──對編輯而言，自製意謂著什麼？
──對出版社而言，自製又意謂著什麼？
──對出版界或整個華文「文化創意產業」而言，自製的意涵可豐饒如海了。
先試著剝開第一層。
自製，最素樸的解釋，就是「自己動手做」。但，做為編輯不可能事事親為，連要出的書都自己寫（台灣曾有一段時間流行作家自己成立出版社，只出版自己的著作），因而，編輯究竟「該」做什麼，答案就因人而異了。
從「自製」角度看，除了最不可能的「自己寫」之外，著眼於本土作品成了不二之選。有一種說法是：編輯嘛，主要任務是爭取到國人各領域中最具代表性、最知名、最有市場價值的作品，將作者交來的稿子，以專業能力將它做最好的呈現，獻給讀者，任何逾越這條界線的作為，都失了應守的分寸，──這是「自製」。
另一種說法是，編輯應該擁有較大的彈性，他可以是個「發掘者」（篩選器），尋覓有潛力的、尚未成名的作者和作品，用心經營──這是「自製」。
更積極的說法是，編輯不僅僅是消極的從事作品篩選，除了「發現佳作」帶來的喜悅之外，他在實務經驗長期薰陶下，很可能形成一套理念，敏銳地嗅出有利基市場的領域，進而組合稿件，深入精耕。他扮演主催角色過程中，必然碰觸到創作者的發現、育成、光大以及如何掌握社會流變與趨勢形成的契機等挑戰，──這也是「自製」。
以上三種說法，基本上都彰顯了編輯的任務，即在找出有市場競爭力的作家與作品。但對成熟的編輯而言，第三種說法即是構成編輯力的要素、「企劃之必要」的背景，也是建立編輯主體意識的重要環節。
接著要問：編輯理念與技能提昇，真能隨職場經驗累積而「嗅出有利基市場的領域」，有助於新市場的開拓嗎？
答案是肯定的。
我在最新一期《遠見雜誌》讀到彼得．聖吉（Peter Senge）在台灣的演講中，提及源自科學哲學家博蘭尼（Michael Polanyi）的兩個基本概念：「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也稱「默會致知」）與「外顯知識」（explicit knowledge），詮釋他的「學習型組織」，強調「人生就是不斷的學習過程」＊註2。
這兩個概念也可以用來解釋編輯的育成路徑。
彼得．聖吉指出，「外顯知識」是指我們從書中學習得來的東西；而「內隱知識」卻只能透過實際的操作過程才能學會，各行各業無一例外。他說，「一個剛從大學畢業和一個經驗豐當的工程師相比，兩人之間最大的差異就在『內隱知識』」。我相信透過職場反覆的實作演練，除了少數食古不化的人，否則都該在因應各類不同任務中，磨練出自己的工作技能。當幸運之神眷顧時，頓悟也好，漸悟也罷，常有發現別有洞天的驚喜。我個人曾在閱讀與實作中，領會到「壹」的奧妙，就是幸運的例子。
小林一博著述的《出版大崩壞？！》中提到的日本名編神吉晴夫的理念和手法，即是出自「內隱知識」的積累。
他在1945年主持光文社編務時，大力倡導「文化是大眾的」、「編輯看不懂的內容，要請作者一次又一次修正，直到編輯瞭解為止」；他的「編輯等於製作人」的定位，對日本出版界和編輯、出版人影響深遠，他製作了許多暢銷系列書籍，是自製概念的實踐先驅。他從「做中學」孕生出「創作出版」理論＊註3，這種智慧的成長，應是所有編輯邁向成熟的必經歷程吧。
在他那個年代，他所宣示的理念可用「驚世駭俗」來形容，他推翻了編輯「只是請作家（作者）寫稿，然後奔波於稿件收發，並沒有從企劃階段就參與內容構成」的傳統工作模式；他心目中的好編輯是「負責企劃，找到適合的作者，然後和作者一起合力完成作品」，在當時日本出版圈，他是百分之百的顛覆者。
如何？很熟悉吧！我們在2004年鷲尾賢也寫的《編輯力》書中，看到一脈相承、更為成熟的理念發揮，而神吉晴夫在1945年就做了，並形成日本編輯界的大傳統。
假如「創作出版」理念是正確的方向之一，那麼「編輯」與「內容創製」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又該如何看待？
依我個人默會致知，兩者之間的糾結，產生於對內容創製的性質和來源的誤解而造成的。將互不相屬的領域或類型產品，套用「同一把尺」去衡量，它的荒謬性不亞於削足適履那種做事方法帶來的傷害，要釐清的是﹕究竟什麼類型的創作領域，是編輯可以涉入的？若需涉入，何時涉入？強度如何？
譬如說，像余光中、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簡媜、王安憶、蘇童、余華……等作家，我相信沒有任何一位正常的編輯會愚蠢到涉入他們的創作歷程，即便神吉睛夫也不敢狂妄至此。面對歸屬於嚴肅文學領域的詩、散文、小說等創作，做為編務執行者，能做的僅僅是製程的後半段，儘可能把書編得讓作者稱心、讓讀者歡喜，編輯只負責編務技術的支援。
另一方面，一般性的、尤其偏於應用知識範疇的稿件，有時憑著編輯獨有的眼光，看到稿件隱藏著連作者都未必理解的價值或指出某種方向與範疇的建議，因而重加詮釋、包裝，使幸運兒脫穎而出，這類例子也常有所見。
據《出版大崩壞？！》記述，「御茶水女子大學」心理學教授波多野完治，將他專研兒童心理學的太太勤子和兒子之間的往來信件交予神吉晴夫，他和勤子共同設定架構，將內容重新編整，以《少年期：母子四年來的記錄》為名，推出之後，成了第一暢銷書，編者「從與作者互動當中找到靈感，覓得『少年期』書名」，使得「○○期」在當時成了流行用語。
這個被傳誦的案例，成了一段佳話。
80年代，日本「GOMA書房」席捲市場的占卜書「細木系列」，亦佐證了「創作出版」的威力。遵奉「神吉流」編輯理念的篠原直（「GOMA書房」社長），回顧這段往事時，說﹕「我跟細木數子小姐開始接觸，是拿到她的小說原稿，我看了之後立刻拒絕……但因原稿中有一行字寫著『我從小就會占卜』，所以……告訴她不如寫些有關占卜的書……。《六曜占星術》就是她第一本書。」
編輯主動涉入創作者內容書寫的企圖心，從這些例子中一覽無遺，我們也清楚看到編輯的貢獻。不過，篠原直反對「編輯明星論」，他認為編輯是「幕後推手」，舞臺是屬於表演者（作家）的，他的看法，我完全贊同，我認為編輯功能猶似白天亮著的日光燈（白日燈理論），平時沒人感覺它的存在，只在遭遇挑戰及困難時（黑夜來臨），它的用途才會彰顯。
回顧台灣出版史，我們對「書的企劃」也有類似的理解與成長。
這跟七○年代報紙副刊改革有重大關係，因此請容許我稍為離題，先介紹一位台灣副刊史上劃時代的人物，他就是被詹宏志譽為「紙上風雲第一人」的高信疆先生，圈內暱稱「高公」的他，把「企劃觀念」導入副刊，影響了整個世代的文化界。
他和所有改革家一樣，徹徹底底推翻傳統，從形式到內容全都顛覆了。
他接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務之後，首先將副刊重新定位，拋卻傳統「文藝副刊」走向，以「文化副刊」自居。
第二步，立即與社會新生力量結合，將內容擴張到小說、散文與詩之外，深深地「擁抱社會」。當時，大批放洋海外的留學生都已學有所成，在各行各業開始崢嶸頭角。所以，他開闢了「海外專欄」，邀請年輕留學生抒發心聲，在哪知識飢渴的年代，這個專欄擴大了國內讀者的視野，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既叫座又叫好。他也密切關注在地（localization）冒出的新芽，不惜篇幅，大力介紹：一位鄉間吟唱的老歌手陳達，經副刊報導後，立即成為一種象徵，甚至還出了唱片；素人畫家洪通，因「人間」的推薦，他的畫作有了不同的評價；朱銘彫塑作品的大師地位，「人間」是第一個肯定者；他邀請當時攝影、繪畫、音樂等各藝術領域的代表人物，共同探討新思潮，引領變化，這些傳統副刊不刻意經營的知識性內容，豐實了「人間」，使它變得多元、新穎、前衛。
他也是話題製造者。他敢在文學掛帥的年代，大篇幅刋登「史前文明的奧秘」、「神秘的百慕達三角洲」這類書摘，將副刊閱讀層面及影響力迅速擴大，不再侷限於狹隘的文藝圈子。
接著，他引進新文體「報導文學」，透過新的表達形式，與社會發展脈搏緊密貼合。我還記得陳銘磻一篇＜賣血人＞的報導引起震撼，社會底層不為人知的真實面被揭開了，也揭穿社會的偽善。政府情治單位緊盯高信疆的言語行止，幸虧報業主余紀忠先生愛才有加，全力維護，給他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大的發揮空間。
他不間歇地舉辦各式各樣的「紙上大展」，推出各有所長的「名家專欄」，策劃全國注目的一年一度、高額獎金的小說大賽，一代代得獎新人，全成了長期合作者……一個個企劃案接踵而出，看得讀者目眩神迷。在那年代，《中國時報》的報份，居然因副刊而快速成長，這在報業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高信疆是個徹頭徹尾的創新者。他改革副刊，不光是內容的擴張與深化，他還兼及形式（版面）的顛覆，在以文字為主的版面，由專任藝術編輯每天依主題配畫。他還打破禁忌，開放編製權，讓年輕設計家登台演出，繪製版面，讀者們每天除了內容的饗宴外，還有視覺上的享受。
他是大開大闔的人物。他主編下的副刊，成了「人才養成所」，育才無數，也因此，他的人脈深入基層，不斷向外擴散，影響力無遠弗屆。
總之，在報紙只有三大張的年代，這種經營「注意力」的進步技巧，奠定高信疆未來整整十二年在台灣副刊史上無可替代的龍頭地位。
他是個對社會變遷充滿關注的編輯人，我試舉一例，可見一二。
為了保持敏銳的社會批判力，他曾於副刋策劃「人小鬼大」專欄。60歲以上的人，或許對「人小鬼大」還留有印象。作者姑隱小姐，說是就讀北一女（臺北第一女子高級中學）高二（？）學生的化名，以嬉笑怒駡、幽默突梯的筆觸，月旦新聞人物與事件。刋出之後，反應可用「狂熱」兩字形容，人人追問誰是姑隱？等到專欄結集成書，每一冊都熱銷10萬冊以上，這個銷售數字在七○年代可是個夢幻數字。
事隔20多年後，有一次和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關紹箕先生談起這段往事，他年輕時正好在人間副刊工作，我告訴他，沒人肯透露這段秘辛，「姑隱」是真有其人還是另有捉刀人？
他聽了哈哈大笑，說他沒想到這秘密讓我困惑多年，他指了指自己說：
「我，姑隱就是我，我就是姑隱。」
我聽了也不禁為之失笑，顯然我問了多年，問錯了對象。台灣現在的副刋，有了新的定位，不作興這些了，否則以這幾年來的社會（特別是教育界）氛圍，在姑隱縱筆之下，一定讓讀者看得痛快淋漓，一抒鬱悶。
那個年代，出版界的企劃力也迭有表現。
高信疆和他的妻子柯元馨在《中國時報》成立「時報出版公司」，最值得稱道的企劃案是《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共63冊），由國內年輕一代學有所長者，以現代觀點重新詮釋古代經典，以豪華精裝本問世，光是預約期間，即有數萬套訂單＊註4。一些中、小型出版社也時見佳構，隱地創辦的「爾雅出版社」的「年度小說選」、「年度詩選」、「年度評論選」引起文壇注目，以及日後推出的「極短篇」、「十句話」系列等，均屢創佳績﹔吳榮斌的「文經社」策劃的「800字小語」系列、「腳底按摩」系列等，都看得出經營者的用心……例子太多了。
台灣出版到了詹宏志加入「遠流出版公司」，在一個月內推出（40種新書）搶佔市場的「大眾心理學全集」時，又把企劃概念推進到另一層次，他找到書市軟肋，長驅直入。一個嶄新的遠流，因「大眾心理學」書系而重回繁盛，我們在詹宏志身上發現編輯的新定義：除了傳統編、校功能之外，還扮演了類似建築師和工程師的角色。
至此，企劃觀念已牢牢紥根。
我們從實務經驗充分明白，要想保持勝利果實於不墜，由明確的概念組成的書系所形成的利基市場，值得放手一搏。編輯人之所以需要強而有力的企劃能力，完全是競爭下的自然產物，誠如麥克．波特（Michael E. Porter）指出的：「亞洲國家的企業在缺乏經營策略的情況下，產業競爭環境惡化，使得大家同質化，破壞產業結構……企業經營若要有策略，就要有不同的活動系統（activity system），在有限度的範圍內，找到特殊的客戶群，選擇出企業的經營策略……企業經營策略不是滿足客戶的需求或是銷售產品，而是選擇你想銷售的客戶，放棄大小通吃，有所取捨。」
將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移放到編輯創新來看，一樣堅實有效。企劃的本質，即在尋找吻合差異化策略的產品，經營新的利基，形成不易為人模倣的「競爭優勢」，不論是高信疆或詹宏志，他們都是波特競爭理論的實踐者。
再以遠流「大眾心理學全集」、「實用歷史叢書」為例：編輯找到這組概念（不同的活動系統），用心經營由概念凝聚而成的領域，從出版的書籍發展出獨有（差異化策略）的路線，在路線推進的同時，找到特色鮮明的專屬作家，以作品滿足特殊客戶群的需要──書系遂如蛟龍盤山，蜿蜒而上＊註5。
編輯人一旦身負經營重責，在市場競爭壓力之下，不得不勇敢地另闢蹊徑，而企劃能力之良窳，從所拋出的議題（概念）與執行過程，一看即知。
說到這裡，握著出版社盈利與發展之鑰的編輯人，應清楚瞭解未來之路怎麽走了：走不同的路，不落入「創新者的兩難」困境，才是聰明抉擇。而「自製」（本土創製），或許是佈局未來新市場、建立新競爭優勢的創意策源地，也是尋找「不競爭領域」（藍海）的一帖良方。
倘若你讀過前面已發表過的信，細嚼遠流成長史，你會發覺它於崛起之初，幸運地在不自覺中處理了「自製」與「非自製」的矛盾，小心翼翼地避開當時所有強大的競爭者，繪製獨特的出版地圖。（注意啊，朋友！我一直在講「出版地圖」，似乎沒有人關心這四字背後的雄心壯志以及帶來的龎大利益。）負責策略擬訂的詹宏志，默默地玩著拼圖遊戲，終於讓遠流一飛沖天＊註6。
「自製」意謂著徹底解放，完全自主。換句話說，即在我們選擇的領域、在我們選擇的地點、在我們選擇的時間、以我們獨有的產品、用我們選擇的方法進入市場，完成市場的佔領。
站在出版樞紐位置的編輯人，現在或可再一次自問：
「如何規劃我要的主戰場？」
「如何讓作品走出去？」
答案可以簡單到只鎖定兩個字：原創。
翻開報章雜誌，到處見到「創新」的口號，一個個創新基地迅速冒出地表，文化創意產業似乎來到大躍進的門口，我們看到臺北由遠流的王榮文擔任董事長的「華山創意園區」動了起來，大陸地區更是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據報載，光上海一地正式立案的高達七十五家，這現象說明瞭什麼？說明瞭睿智的文化人充滿憂患意識，這一切作為，都為了明天的競爭力，為了在下一波競爭中不被邊緣化、不被淘汰出局。
現在，挑戰來了﹕編輯如何運用企劃力，使自製文化產品不但佔領國內利基市場，並藉此敲開世界之門？
這麼一問，不冷汗流淌者幾希！若再配上華文領域喊得震天價響的「文化創意」為標的的訴求來衡量，親愛的朋友，你擔不擔心「明天在哪裡」？
我曾（自以為是的）找到一個竅門：在某種層次上，企劃的意義與本質，即在創建一種影響力以及搶佔解釋權，假使我們所企劃的產品能從這兩個方向切入，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有一些未經檢驗的陳舊案子，不知是否已經有人付諸實施，若還未見出版，且學野人獻曝，表列於此，希望能引出更多、更出色的高明見解，也趁此讓朋友們瞭解，老朽一代未曾實現的夢想中，也許不值一哂，也許埋藏著有機會結出果實的種子：
【案例1】《年度行銷報告》
【案例2】《新‧資治通鑑（年度中國紀事）》
【案例3】《大決策：改變中國歷史發展歷程的重大政策分析報告》
【案例4】《策論學》
【案例5】《中國帝王學》
【案例6】《MOOK萬歲！／elite：出類拔萃方案》
【案例7】《1本萬利商法：Follow the money！》
【案例8】《小本生意經營術》
【案例9】《「無師自通」2.0版／DIY‧自己動手做》
以上9個案例，有大有小，有單書、套書、系列書；有領域佔領；有好做，有難做；有曾付諸實行而失敗的。先存目於此，留待有緣再述。
其他如我先前各信提及的方案，如「哼哈二將」、「電影書」、「經典再造」……等，都各擁發展空間，有心者請自行參考。
才剝開「第一層」──針對編輯自製的探討，就嘮嘮叼叼了數千言，然限於才學，只能析述到此，未盡之意，有勞讀友自行研索了。
至於站在出版社立場言，自製意謂著「產權擁有」。台灣最知名、最具歷史以自製聞名的出版社，首推吳美雲、黃永松、奚淞、姚孟嘉領導的「漢聲出版社」，漢聲是個創意掛帥、以製作見長的公司，所出版的書，無論內容、編排及裝幀均令國際驚豔，而經由它訓練過的人才，散佈各處，全面提昇了製作水準。台灣有些野心勃勃的出版社，除出版一般店銷書之外，常另設製作小組，希望透過「自製」找出公司的核心能耐，遠流「台灣館」出版的系列叢書，即是其中佼佼者。
說到這裡，再來談論第三層、奠基於編輯和出版社自製能力的「華文創意產業」的遠景，似乎是多此一舉了。唯一可說的是，中國崛起的大好形勢，已為華文出版提供最佳機會。大陸市場太大了，全世界不同行業的冒險家們，無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但苦於對中國瞭解無門，缺乏能滿足基本好奇心與深層認識的資訊和知識，就此層面言，可供編輯人操作的想像空間已可無限延伸，親愛的朋友，你不以為處處是藍海嗎？
對於不僅僅只想固守國內市場、企圖能兼及輸出型的文化創意產業，馮久玲在《文化是好生意》書中說的話，一針見血地道出贏的秘訣，她說﹕「我們的未來，原來是在過去。」＊註7意思是說，怎麽從自己的文化中提煉精華，讓來自四面八方的參訪者，滿心歡喜接納。
身為編輯人，面對這項挑戰，理應義不容辭吧。
自製，本源自創新；創新，需要編輯人不同流俗的企劃力。這種企劃力，來自跨領域的觸類旁通、來自整合、來自同理心、來自「壹」、來自謙卑、來自對社會邊緣概念的尊重、來自新觀念、新生力量（事物）、來自打破重組……。而，華文出版創意的明天，或許就隱藏於美國「現代主義派」詩人龎德（Ezra Pound）論詩的秘語裡﹕
「詩之道，唯三字﹕
Make it new.（推陳出新）」
浩正20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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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引自《文化是好生意》/馮久玲著/臉譜出版（2003/3/1/初版8刷）p.44。
＊註2：請參閱《遠見雜誌》第261期（2008/3/1出版）p.80-84，黃浩榮整理/彼得．聖吉演講＜領導力的修練：學習與問題並存＞。「內隱知識」的說法和大前研一所言「街頭營生者」（street smart）、醫學領域中注重人的專業性成長的「隱形課程」（hidden curriculum），庶乎近之。《財訊》313期（2008/4/1出版）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吳泉源主任撰寫的＜小齒輪，大世界＞文中，批判台灣工程教育「過度強調理論，忽略『實務理解力』（engineering sense）的重要性，導致培養出大批隻懂理論、不懂實務的畢業生」，吳教授所憂慮的應是同一件事，由此可見實作歷練的重要性。
＊註3：請參閱《出版大崩壞？！》第三章＜GOMA書房突顯的「出版大崩壞」＞。神吉晴夫「文化是大
眾的」主張，在當時並非沒有反彈的，有些作家或學者甚至拒絕跟他碰面。
＊註4：《中國歷代經典寶庫》後來又出版平裝及袖珍本，這套書的袖珍本迄今仍活躍於店頭，歷久不衰。
＊註5：請參閱討論「書系經營」的第12～14信。
＊註6：當時「遠流出版公司」的發展策略，現在回顧起來非常有意思，它幾乎每一年入據1-3個領域，悄
悄的成為入據領域中獨佔或獨大，它的蠶食策略使它的影響力和公司營收迅速倍增，建立起強力的競爭優勢。
＊註7：同註1，p.35。馮久玲女士對文創產業的見解，感動很多人，也包括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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